林彪覆亡后，他在江西的走卒程世清也倒台了。新上任的省委领导是老干部白栋材和黄知真。黄知真来步校探望了邓小平配资网上，并传达了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组织生活的通知。父亲虽没被开除党籍，但却一直被监管被软禁，人身自由都没有。
直到这时，才算名副其实地恢复了作为一个党员所应具有的基本权利。这是一个实质性的变化，也可以说代表了政治生命的恢复。父亲和母亲非常高兴。在和黄知真谈话时，发自内心的喜悦洋溢在他们的脸上。
4月初，江西省革委会通知我们，将安排飞飞进江西理工科大学上学，安排我进江西医科大学学习。这真是一件让我们全家人感到喜出望外的事情。一是孩子能够上大学，父母亲心头的一个大愿望终于得以实现。
更重要的，说明父亲前一年11月8日给毛泽东写的信，毛泽东不但收到了，而且还回应了。这是极为重要的。这说明，毛泽东仍在注视着远在千里之外的邓小平。
在这种形势的鼓励下，4月22日，父亲给汪东兴写了一封信。
信中写道：“东兴同志：好久没有写信了。由于主席的关怀和你的帮助，毛毛和飞飞进学校的事已经解决了，毛毛进南昌医科大学，飞飞进南昌理工科大学（学无线电专业），学校选拔通知二十天前就收到了……两个孩子得到这样的照顾，我们只能对主席和党表示由衷的感激！
我们的情形一切照旧，不过我的继母三天后就要去天津帮助我的妹妹生产和带小孩，她七十几了，身体一年不如一年，几年来，在我们家里很劳累，所以我们劝她去天津一时期，比较松动一点。她走后，两个孩子上学了，家里就剩下我和卓琳，照护一个残废的大儿子，因此，我暂时不能去工厂劳动，必得在家里做事（卓琳身体也不好）。我们想请一个人做做饭，特别帮助照顾残废人，已向领导提出，据说找人不易，工资较高（三十元以上），且看找的结果如何。没有别的，就怕我和卓琳有一人病就难办了。
我的大儿子邓朴方，接回来近一年了。一年来的观察，他的腰身以下虽然完全没有知觉（大小便也不自由），但机能似乎并未完全消失。据说，在医院诊断时也对此存疑，并曾有施行大手术打开看看的拟议，后因送到救济院而未果。我们总希望还能有一次医治的机会，如果有可能再送回医院治疗，或施行手术。对此，我实在不好意思向党提出请求。”
可以看到，“文革”当中，父亲写信，往往都是为家庭的“琐事”。父亲这个人，向来行事简约。在工作中，讲话不写讲稿，写报告也总是言简意赅，从不赘言。在生活中，我们从小到大从未见过父亲写信，就连与他相濡以沫三十多年的妈妈，也从未见过他因家事写信。
而在“文革”中间，在家庭处于困境之时，在他的家人子女需要得到关怀和帮助时，作为一家之长，为了让孩子治病，为了让孩子上学，为了孩子的工作，他会一反一贯的作风，一次又一次地拿起笔，一封又一封地写信，而且是不厌其详地写信。
“文革”中，他总是觉得家人和孩子们是因为他才受到这么多的委屈和不幸，他总想尽他的能力，尽一切可能，为家人和孩子们多做点再多做点。他从不要求孩子们为他做什么。他付出了对家人子女的全副的爱，却不要求任何回报。这是人世间最朴素的爱。估算一下，“文革”十年中，父亲所写的信，比他一生中其他八十年的统统加起来，还要多得多。
来源：《我的父亲邓小平——文革岁月》配资网上，作者邓榕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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